三．西方哲学：神灵为自己保留了最重要的东西
如果说早期宗教充满对“命运决定者”的敬畏和迷信色彩，那么人类的意识通过哲学而开始了觉醒。哲学是来自西方的术语。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是苏格拉底，柏拉图称之为“最聪明、最温雅、最优秀的人”；黑格尔称之为不仅是古代哲学中最有趣味的人物，而且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物，苏格拉底是精神本身从神谕到个人精神的转折点”。我们则可以称苏格拉底为西方的孔子，因为，他像孔子影响东亚两千多年一样影响着西方哲学。
苏格拉底具有朴实的语言和平凡的容貌，生就扁平的鼻子，肥厚的嘴唇，凸出的眼睛，笨拙的身体和神圣的思想。他在雅典大街上高谈阔论，到处向人们提出一些问题，例如，什么是虔诚？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美德？什么是勇气？什么是真理？以及你的工作是什么？你有什么知识和技能？你是不是政治家？如果是，关于统治你学会了什么？你是不是教师？在教育无知的人之前你怎样征服自己的无知？等等。这样提问题的目的，苏格拉底说：“我的母亲是个助产婆，我要追随她的脚步，我是个精神上的助产士，帮助别人产生他们自己的思想。”
苏格拉底自己呢，他说：“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象一只猎犬一样追寻真理的足迹。”为了追求真理，苏格拉底不顾自己的利益、职业和家庭，他是个哲学的殉道者。他曾自问：什么是哲学？他自答：
“认识你自己！”
在某种意义上，整个西方哲学史都可以归纳为这一句话。例如两千多年后，康德也作过类似的回答，他反哲学研究归纳为四个问题：“我能够认识什么？我应该想什么？我能够期望什么？什么是人？”而现代存在主义更简化为：“我是谁？”这一切也都说明哲学与宗教的原则区别：宗教的中心是神，而哲学的中心是人自己。苏格拉底开始了人的自我意识的理性时代。
然而，苏格拉底同时又真实地体验到自己“为灵机所驱使”，在认识自己的过程中存在着某种“不自觉的”、“外在的作决定东西”。苏格拉底曾参加过三次战役，将军们决定颁发一个花冠冠给他，作为对最勇敢的人的奖励，但苏格拉底推辞了。因为他坦言自己在一次战争中陷入沉思，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地站了一天一夜，直到第二天早晨的阳光才把他从出神中惊醒过来——据说，苏格拉底经常陷入这样一种“出神状态”——这种出神状态使苏格拉底产生了“灵机”的体难。这种出神状态便是他“为灵机所驱使”而产生的状态。基于这样的体验，苏格拉底说：
神灵为自己保留了那对于最为重要的东西的认识。建筑术、耕种术、冶金术等是人的艺术；治国术、计算术、理家术、作战术亦然——在这个方面，人可以达到熟练机巧的地步。但是对于另一些东西，占卜就是必要的了。种地的人并不知道谁来享受收获的果实；造房子的人也不知道谁来住房子；将军也不知道军队战场是否得当；治国的人也不知道这对他个人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危险；和一个漂亮女子结婚的人也不知道他究竟会不会因此享受到快乐，会不会从中产生出忧愁和痛苦；在国家中有强有力的亲戚的人，也不知道他是否会因此被驱逐出境。由于这种不确定，所以必须托庇于占卜。占卜是多种多样的，有听神谕、看牺牲、看鸟飞姿态等。（引自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也许正是苏格拉底的影响，迄今的绝大多数西方哲学家，都在他们的哲学中“为神灵保留了最重要的东西”，只不过程度不同、表现形式各异而已。这种为神灵保留的最重要的东西，说明了我们人类的认识尽管发展了，但仍然存在着异己的“命运决定者”的力量。
人们都知道“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名言出自于苏国思想家培根之口。马克思、思格斯曾称赞他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他在纪念苏格拉底的一篇献词中，一边赞美哲学，说“没有哲学，我便不介意于生活了”，一边也不禁感叹自己的命运，说他本来是“一个天性最宜文学甚至于其他一切的人，却为命运所注定”，违背了他的天性，卷入于政治生活的漩涡。
有位哲学家说，意大利有“文艺复兴”，德国有“宗教改革”，而法国有伏尔泰。伏尔泰对于法国抵得上一个“文艺复兴”、一个“宗教改革”、再加上半个“大革命”。雨果甚至说：“举出伏尔泰，无异于形容整个十八世纪”。伏尔泰说：“一个国家一旦开始思想，再也没法阻止它。”而法国人感激他，认为有了伏尔泰，法国才开始思想。伏尔泰这位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对于宗教迷信作了非常辛竦的讽刺批评。在1755年11月，里斯本发生了大地震，共死了3万人。地震恰逢“万圣日”，教堂里也挤满了礼拜者，塌下来压死了许多人，而法国僧侣解释这场大灾难是“神”惩罚里斯本人民的罪愆。伏尔泰顿时大怒，他尖锐地指出这场灾难说明了，“不是神有力阻止罪恶而无心，就是神有心阻止罪恶而无力”。
即使是高喊“上帝死了”的尼采，尽管他不要上帝，却仍然不得不接受“命运”的体验。1879年，尼采得了一场大病，身体精神都病倒了，在陷入与死为邻的状态之中，他爱上了健康和阳光、爱上了生命和欢笑，尼采甚至虔诚地说：
我以为伟大的方式就是“爱命运”：一切必然的命运，非但忍受她，并且热爱她。
如果说尼采的哲学是所谓“超人哲学”，那么，现代存在主义可以说是把“超人”普遍化的“自由人哲学”。他们认为，宇宙间只有人才是真正的存在，人的存在先于本质，人存在的意义不取决于他物、他人，而是人自己自由解释、设计、选择和创造的。萨特说：“人，不外是由自己造成的东西，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同时他又说，“人之初，是空无所有”。真的是“空无所有”么？我们在第三章里将详细说明，恰恰是“人之初”，对人的命运有相当大的“必然道理”。存在主义者强调“选择自由”，也恰恰是在“人之初”这一点上，最没有他们所说的选择自由。因此，存在主义同样自觉不自觉地也给“神灵留下了最重要的东西”。
四．马克思主义的看法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人无疑是马克思。马克思也讲命运么？
年青的马克思写过许多诗向燕妮表达自己的爱情，其中就包含着在“热烈的期待”中对命运的体验，例如：
我被紧紧地缚住，
但是我的眼睛还看得清楚；
因此我才发现
什么是我的渺茫的心愿。
命中注定我不能希求的事物，
只因为你望了一眼，
它自己就钻进了我的心间！
马克思不仅在爱情上，而且在事业上也表达过对命运的期望。1843年5月，马克思给卢格的信中这样写道：
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但愿我们的命运也同样如此。
毛泽东读《南史·梁武帝记》时作了一个批注。梁武帝在位48年，《南史》作者李延寿评论梁武帝说：他即位后，除军事、经济上有建树外，还“制造礼乐，敦崇儒雅”，但他“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驰于刑典”，最后终于因宗室子弟相互做轧残杀，错误地接受北魏侯景，引狼入室，导致梁朝的覆灭。开国创业贵为天子的梁武帝，竟卑微地饿死于侯景的囚室。（按梁武帝萧衍崇信佛教，曾几次舍皇位出家，但都被大臣们请回。中国和尚不吃肉食的戒律，就是由萧衍倡行的。梁武帝本人持戒严格，所以被囚后宁愿饿死亦不进肉食。）
毛泽东在《南史》这一页的天头，用红铅笔写上：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这是唐代李商隐《筹笔驿》诗中的两句。筹笔驿，古地名，相传诸葛出师曾驻军于此，这两句表达诗人对孔明的崇敬和惋惜之情，毛随手拈来用以评价梁武帝，同样表达了他对梁武帝这个历史悲剧人物的磋叹和感慨。
尽管马克思主义者们对社会历史以及他们个人的命运有深刻的体验，但总的来说，对“命运”这一概念本身，并没有进行过系统研究。我想，这也许是由于他们着重的是紧张的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马克思仅在早期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过“阶级决定个人命运”外，就没有充分的时间再去深入思考这个过于玄乎的问题了。因此，就象恩格斯对“存在”所说的那们，“命运”也只能作为“悬而未决”的问题，留给了后人。
五．中国哲学：乐天安命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很大区别，其基本特征可以说在于：西方哲学强调的是“神—人”关系的“相分”，而中国哲学强调的是“天—人”关系的“相合”。西方哲学有一条从“对神的崇拜”到“对神的怀疑批判”到“实现人的解放”这样的线性发展历程，而中国哲学则始终沉浸在“天人合一”的玄妙圈内自得其乐。
“天”这个概念，在中国哲学中有特殊的涵义，正如李泽厚先生所指出的：“从远古直到今天的汉语的日常应用中，‘天’作为命定、主宰义和作为自然义的双重含意始终存在。”而中国的天人合一观念，就其主流而言，虽然包含着人对自然规律能动地适应——这在今天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但从整个历史看，更多的是意味着人对“天命”的敬畏和顺从。
中国哲学主要分为儒、道、禅三家，无论哪一家，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区别，都离不开讲乐天知命。
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老子讲“道法自然”，归结为“无为而无不为”，庄子则讲“无为至乐”。怎样才能“无为至乐”呢？庄子说：“达大命者随。”一切都无所谓：“呼我牛也谓之牛，呼我马也谓之马。”庄子的妻子死了，他“敲盆而歌”，别人责怪他：“这样不是太过分了么？”他说：人本无所谓生，本来没有什么形体，也没有生气，是后来变得有气、有形、有生了，现在又变化而死了，这就好象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一样。而今我妻子死了，如果我“嗷嗷然随而哭之”，岂不是变成一个“不通乎命”的人了么？中国民俗中有“红白喜事”——“红事”指结婚、祝寿之类，当然值得庆贺，而“白事”怎样会“喜”呢？原来，只要一个人是享天年而自然老死的，人们为他办丧事就称为“笑丧”——这也许正是庄子的影响所形成的吧！
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称自己是如来的“教外别传”，并且编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磐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咐嘱摩呵迦叶。
你看，在如来佛面前，几千弟子“众皆默然”，只有禅宗的祖师迦叶能够“微笑”，这不仅是悟道的喜悦，也是中国“乐天知命”的会意表现。
禅宗讲“顿悟”，怎样才能“顿悟”呢？慧能说：“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那么，又怎样“从于自心”呢？就是在“挑水砍柴”之中、就是在“饥来吃饭、困来即眠”之中、就是在“乞食随缘过，逢山任意登”之中，就是在诸如此类的平常生活中持“平常心”。在各种宗教体验中都有某种精神上的愉悦或满足感，禅宗的特别之处在非常喜欢讲平常讲自然，在平常生活中，特别在与天地大自然的交往中获得自己的愉悦。像“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时有白云来闭户，更无风月四山流”等，不也体现了“乐天知命”的意趣么？
董仲舒曾说过：
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
于是，中国的“命运决定者”从“天”转移到“天子”即帝王以及各级封建官吏、转移到宗法家庭家长制度中去，在这些一层又一层的“命运决定者”建成的巨大的封建社会金字塔的压迫下，能有几个人做到“乐天知命”呢？孔子不得不感叹“畏天命”，即使像庄子那般逍遥的人物，也一再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对广大老百姓，“乐天知命”只能成为“听天由命”了！
在这样人为的沉重的“命运金字塔”之下，中国哲学上的“乐天知命”遭到了极大的扭曲，异化为现实生活的“求天保平安”。中国人最理想的生活就是“安居乐业”。出门送亲友是“祝一路平安”，格言中有“平安二字值千金”等。求“平安”简直可以概括中国人普遍的心理状态。
孔夫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而他自己呢，“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他自己是50岁才知天命，可见“知天命”之难了。既然知命很不容易，那么，孟子的话则反映了多数“君子”（儒家知识分子）的心态：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
这段话表达了中国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沉重的“命运金字塔”下，不逃避政治，仍然要“正命”、即要顽强地“尽心”、“尽其道”，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自己的努力，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宗旨。在此宗旨之下，还有不少人明知“危墙”、“桎梏”，也敢于“舍生取义”、“杀身成仁”。
在中国思想史上荀子讲过“制天命”、王安石讲过“天命不足畏”和“造命”，都要求“知天命”，在“知命”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因此，中国哲学的主流毕竟是讲“乐天知命”。尽管“乐天知命”长期来受到极大的扭曲变形，它所包含的积极进取的精神、合理内容及其美学境界，始终吸引着历代许多思想家并使他们为之神往。
六．文学：猜不完的斯芬克斯之谜
希腊神话中的斯芬克斯之谜，是世界各国都熟悉的一个故事。斯芬克斯有美女的头，狮子的身，她蹲在一座悬岩上面，要求过路的人猜一个谜，猜中了，她就自杀，猜不中，就要给她吞吃。她已经吞吃了许多人。这一天，俄狄浦斯爬上了斯芬克斯所蹲踞的悬岩，斯芬克斯问他：在早晨用四只脚走路，中午两只脚走路，晚间三只脚走路，在一切生物中这是唯一的用不同数目的脚走路的生物，脚最多的时候，正在速度和力量最小的时候，这是什么？
俄狄浦斯听了这个谜语，好像全不觉得为难：“这是人呀！”他回答说，“在生命的早晨，人是软弱而无助的孩子，他用两脚两手爬行；在生命的当年，他成为壮年，用两脚走路；但到了老年，临到生命的迟暮，他需要扶持，因此拄着杖，作为第三只脚。”听了俄狄浦斯的回答，斯芬克斯失败了，于是不得不从悬崖上跳下摔死。
文学就是以“斯芬克斯”的形象，提出了哲学同样的问题。以至许多文学家称文学为“人学”。
俄狄浦斯虽然气死了斯芬克斯，但是，他却无法抗拒给他安排“杀父娶母”命运的“命运女神”。他父亲叫拉伊俄斯，是忒拜国王，曾经向神祇渴求子嗣，得到的神谕是：“你渴望一个儿子，好的，你将有一个儿子，但命运女神规定你将死在他的手里。”当俄狄浦斯出生时，他父母想起了神谕，为了逃避命运的规定，父母把新生儿子两脚踝刺穿，并用皮带捆着，叫一位牧人扔到深山里去，让他饿死或被野兽吃了，以免他犯下违背人伦的大罪。但是这位牧人出于怜悯，将这小孩交给了邻国国王波吕玻斯的牧人。后来，俄狄浦斯就被作为波吕玻斯的儿子养大。长大了的俄狄浦斯有一天也去祈求神谕，得到的是一个可怕的预言：“你将杀死你的父亲，你将娶你的生母为妻，并生下可恶的子孙。”俄狄浦斯听了十分惊恐，不敢回转波吕波斯家去，他决定逃避命运女神给他的这样残酷的安排。他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和一辆车子狭路相逢，发生了争执，车子里的一位老人挥起马鞭打在俄狄浦斯的头上，俄狄浦斯本来就在烦恼之中，这下子更激起了他的暴怒，他举起手中的木杖，打死了这个老人，驾车的人则逃跑了。再后来，他解开了斯芬克斯之谜，做了忒拜国王，娶了原来的王后为妻——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所打死的那个老人就是他的生父，而他所娶的那位王后竟是他的生母！就这样：
命运女神实现了她所给予双方、而双方都十分用心逃避着的预言。
每一部长篇小说和戏剧、电影、电视连续剧无不表现着主人公的命运，越是世界级名著，其命运感就越强烈。只有那强烈的命运感才能打动读者的心，才能不仅打动同时代读者的心，还超越时代、社会、民族和地区，打动无数读者的心，有着一种“永恒的魅力”。《红楼梦》、《罗密欧和朱丽叶》、《安娜·卡列尼娜》、《悲惨世界》以及《百年孤独》等，都是如此。
雨果在《悲惨世界》对滑铁卢大战中拿破仑之所以失败所作的精彩描绘——据说比所有叙述滑铁卢大战的历史著作都要精彩，在描写了种种偶然性，例如向导的摇头、天下了雨、战争晚开始了两个小时、援军迟到等因素之后，他这样强调“天意使然”：
拿破仑这次要获胜，可能吗？我们说不可能。为什么？由于威灵顿（英军统帅）的缘故吗？由于布留海尔（普鲁士将军）的缘故吗？都不是。天意使然。
如果拿破仑在滑铁卢胜利，那就违反了19世纪的规律。一系列的事故早已在酝酿中，迫使拿破仑不能再有立足之地。情势不利，由来已久。那巨人败亡的时候早已到了。
那个人的过分的重量搅乱了人类命运的平衡。他独自一个人比较全人类还更为重大。全人类的充沛精力要是都集中在一个人的头颅里，全世界要是都萃集于一个人的脑子里，那种状况，如果延续下去，就会是文明的末日。至高无上、至当不移的公理已经到了运用心思的时候。决定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必然趋势的各种原则和因素都已经感到不平。热气腾腾的血，公墓中人满之患，痛苦流涕的慈母，那些都是有力的控诉。人世间既已苦于不胜负荷，冥冥之中，便会有一种神秘的呻吟上达天听。
拿破仑已经在天庭受到了控靠，他的颠覆是注定了的。他恼了上帝。
近二、三十年来，最吸引华人读者的小说，无疑是金庸的武侠小说。有一位叫罗立群的评论家说，在金庸小说中，塑造得最出色的人物是《天龙八部》中的萧峰。萧峰是一位惊天动地的英雄，他的降龙十八掌，威名响遍武林，性格豪爽粗犷，行事光明磊落。他是契丹人，却生长在中原；他父母被中原武士所错杀，而自己却是中原武人抚养大。如此豪迈的人，处境却是这般尴尬。命运总是和他作对，逼他违心行事，聚贤庄上，他不愿动手，面对着许多曾是武林好友，却只因一下子不明不白地成了“契丹”人，双方便成了你死我活的仇人。形势迫着他独对中原群豪大开杀戒；他要报杀父杀母之仇，却误伤了自己的心上人阿朱，断送了唯一的爱情；他救过辽国耶律洪基的命，还做了辽国的南大王，他爱大辽，但也怀念大宋；他忠诚了自己的民族，也热养育过自己的中原人民，因此当君主威逼、辽宋爆发大战之时，他断然反对，却只能以自己的壮烈之死换取辽宁之间一个时期的和平。罗立群感慨地说：“萧峰是一位悲剧人物，豪气的背后摸藏着内心的无比凄苦，他把凄苦埋在心底，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意志的刚强。他有能力想做一切好事，却无法改变自己剧的命运。”
古人说“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这首诗就是劳者之歌，主人公可能是个官府里的小吏，他奉命出差，日夜兼程，行旅的苦辛使他联想了官府里养尊处优的达官贵人，不觉哀叹起自己的命运来：“实命不同”，“实命不犹”！
伏尔泰在提到《荷马史诗》时说：“荷马终归是最早的一位在作品中表现了命运观念的作家。”
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那一代中国诗人，其命运的体验更显得深沉，这是北岛写的《一切》：
一切都是命运
一切都是烟云
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
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
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
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
一切语言都是重复
一切交往都是初逢
一切爱情都在心里
一切往事都在梦中
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
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
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
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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